香港藏家林霄:目前功甫帖證偽文章沒一條證據成立

2014年06月10日 11:44   新浪收藏  微博 收藏本文     

  (原標題 香港藏家林霄:目前《功甫帖》證偽文章沒一條證據成立)

  林霄

  2014年3月28日,上!稏|方早報》刊登上博研究員的新文《<功甫帖>辨偽新證(上)》(以下簡稱《新證》),以及二十天后發表《新證(下)》。

  對于《功甫帖》爭議,筆者已經有三篇論文面世,本不想再作議論,但此項爭議的社會影響不絕,而且還在擴大,在《功甫帖》爭議的圍觀者中間,有人裹挾民眾的仇富心態,若是有人為《功甫帖》說幾句公道話,還要被扣上“資本家乏走狗”的帽子,更遠離了學術之爭。

  我對于博物館的專家們一向以來充滿羨慕與敬意,羨慕的是,他們有條件長期浸淫在古代文物的氛圍之中,敬佩的是,他們頂上研究員、副研究員的頭銜決非浪得虛名。但是真偽的判定還是需要回歸學術,不管今天買這件文物的人是資本家還是國家單位,都應該毫無成見地理性面對。古人傳世的書法,以及前人判定為真跡的,若非有足以推翻原論的新證據,就只能從舊說。這是各個博物館對待文物的基本原則。博物館內那么多的宋人書法,也從未有人能夠“證真”,不也是從舊說嗎?若博物館的研究員們以不充分的理由,以不能成立的邏輯推翻古代收藏家、前輩學者的結論,甚至不上手看原作,以非學術的方式用一句“開門假”下斷言,不僅毫不嚴肅,而且開啟不良學術風氣。

  作為一個古代書畫的收藏者和熱愛者,細讀這些研究員的論文,實在看不到一條有效的證據,若將古人書法如此草率判偽,如何使人信服?何況對待一件千年文物,至少該有敬畏之心。此不平之心日久,在此再次提出個人見解,不恭之處還望研究員們見諒。

  一,翁方綱手稿描述的收藏印章鈐于何處?

  《新證》作者得出的核心結論是:翁方綱看見的墨跡本完全不可能是蘇富比[微博]拍賣的這一件。

  《新證》作者舉證臺灣中央圖書館藏的翁方綱《復初齋文稿》中有關《功甫帖》的手稿部份(圖1),這無疑是全篇文章最有價值的部份,筆者確實佩服作者搜索證據的用心。

圖1,翁方綱《功甫帖》跋文原稿,現藏臺北中央圖書館圖1,翁方綱《功甫帖》跋文原稿,現藏臺北中央圖書館
圖1,翁方綱《功甫帖》跋文原稿,現藏臺北中央圖書館圖1,翁方綱《功甫帖》跋文原稿,現藏臺北中央圖書館

  為此,筆者特別去了一趟臺北中央圖書館,調閱了文稿的這一部份以及其他部分。確實,翁方綱當年看到《功甫帖》的收藏印,與現在看見的墨跡本對比,至少有兩方清初大收藏家梁清標(1620~1691)的印章不見了。

  如果作者用一篇五百字以內的文字,描述翁方綱手稿,然后得出以下結論:“依據翁方綱手稿,翁方綱看見的蘇軾《功甫帖》墨跡本,有可能不是蘇富比拍賣的這一件”。若如是論,不失為一篇嚴謹的學術論文。而《新證》作者的斷言卻是如此:“綜合可以判斷,江德量逝前三年即乾隆五十五年攜示翁方綱賞鑒的安岐舊藏蘇軾《功甫帖》,定非蘇富比墨跡本無疑”!缎伦C》作者將這一新證據可以得出的一種可能性,作為了“定非”加“無疑”的結論。便有超出學術論文規范之嫌。

  所以回頭看看翁方綱文稿,到底為我們提供了什么樣的證據。

  關于收藏章的描述,《新證》作者認為:翁方綱看見的《功甫帖》除了現在墨跡本所見之外,在“本幅”上應該還鈐有項元汴三方,梁清標兩方印章,共五方印章在本幅中不見了,確實,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想不妨像一下,翁方綱看見的《功甫帖》會是如下這般擁擠嗎?小小的一紙《功甫帖》似乎難以容下這么多的大印(筆者依據這幾方印章的實際大小尺寸,按照比例放進墨跡本的空白處,圖2)。

圖2,《功甫帖》本幅加項元汴梁清標印章假想圖圖2,《功甫帖》本幅加項元汴梁清標印章假想圖

  因為翁方綱并沒有描述項元汴、梁清標印章是鈐在哪個部位,也可以有另一種可能,翁方綱看到的是下圖的樣子(圖3)。那么哪一種可能性更高呢?

圖3,梁清標藏印鈐于《功甫帖》上的另一種假想圖圖3,梁清標藏印鈐于《功甫帖》上的另一種假想圖

  在我的前一篇論文《論功甫帖正是安岐墨緣匯觀著錄本》中,已經指出,由于安岐(1683~)在他的《墨緣匯觀》中未提及《功甫帖》是項元汴舊藏,更沒有提及是梁清標舊藏(以《墨緣匯觀》的體例,會將項元汴及之前的收藏家著錄,項元汴之后的收藏家包括梁清標等皆未著錄)。所以拙文寫道“無論翁跋紙上的項元汴印章真偽與否,都與《功甫帖》墨跡本到安岐為止的遞藏史沒有關聯”。也就是說,這一張用來題跋的另紙上的項元汴三方印章,以及兩方鈐于邊裱的梁清標印章,不排除是從別的作品上裁下移來的可能性,其印章的真偽對《功甫帖》的真偽沒有足夠的證據力。

  既然翁方綱看見了兩方梁清標印章,那么梁清標通常會將藏章蓋在什么位置呢?如果熟悉梁清標在古書畫上的鈐印習慣,就會知道梁清標大多數時候是將藏印鈐在邊裱、隔水或者手卷的拖尾上。雖然也有看見梁清標藏章打在本幅或者騎縫處的,多是在本幅有較大空白余地處。筆者翻閱部份畫冊,即可舉出以下幾件古代書畫的梁清標印章,完全沒有打在本幅上,其中1,2,4,經安岐《墨緣匯觀》著錄且未提及梁清標:

  1,《陸機平復帖》北京故宮[微博]

  2,《虞世南摹蘭亭序》北京故宮藏

  3,《謝安中郎帖》北京故宮藏

  4,《展子虔游春圖》北京故宮藏

  5,《孫位高逸圖》上博藏

  6,《李成茂林遠岫圖卷》遼博藏

  7,《趙佶柳鴉蘆雁圖卷》上博藏

  再看,翁方綱手稿里面對這些藏章的描述順序很是特別:

  先是本幅內清楚標注位置的四個半。悍謩e是前上似“圖籍”、前下“世家”,后中“不能辨析半印”,后下“義”字半印。

  然后是“張镠、安儀周家珍藏”。

  然后才是“梁清標印、蕉林密玩”。

  最后是“子京、項叔子、檇李項氏士家寶玩”。

  除了標明位置的“四方舊印”之外,翁方綱的記

  載順序并沒有按照年代先后,而很可能是按照本

  幅、邊裱、另紙的先后順序來記錄的。否則,若

  按照年代順序應該是:項元汴、梁清標、張镠、

  安儀周的順序。

  那么,梁清目標收藏章哪里去了呢?在翁方綱看見《功甫帖》之后,經過了至少兩次以上的重新裝裱,邊裱上的梁清標藏印是否可能隨著拆除的邊裱失去了,并沒有保留下來。這是一種可能發生的狀態。清末李佐賢(1807-1876)《書畫鑒影》著錄的《蘇米翰札合冊》中的《功甫帖》,就已經沒有了梁清標藏印。最后一次裝裱是在1953年許漢卿將《功甫帖》從《蘇米合冊》中取出,改裝成立軸。對于翁方綱跋文,《書畫鑒影》也寫得很清楚:“后另紙題跋”,三方項元汴藏章也明確注明鈐于“題后”。因此李佐賢著錄里面的項元汴藏章,明確不在本幅上。所以《新證》作者提出項元汴、梁清目標五方印章都應該鈐在本幅上是不合理的。除非作者可以證明李佐賢著錄的《功甫帖》墨跡本也不是翁方綱看見的那一件。

  至少可以說明《新證》作者所說的不見了的五方收藏印章,都鈐在本幅的可能性不大。更不能得出翁方綱看見的“定非蘇富比墨跡本無疑”的唯一性結論。

  二,翁方綱看見的墨跡本上的印章是什么樣子的?

  翁方綱跋文手稿的上部空白處,描述了《功甫帖》上的藏印(圖4)。  

圖4,翁方綱手稿對《功甫帖》藏章的描述圖4,翁方綱手稿對《功甫帖》藏章的描述

  翁方綱文稿描述的四方舊印的樣子:

  “安記所謂前后半鈐四印者”(指安儀周《墨緣匯觀》著錄提到的四個半印)。

  1,“前上一。荷珮O淡,其色略似天際烏云后‘之鑒正法書印’。露后半二字是紅文上O,似是口字內某字,下‘耒’字或‘耤’字”。

  對照下圖《功甫帖》墨跡上的古印,應該是相符的(圖5):

圖5,《功甫帖》前上半印圖5,《功甫帖》前上半印

  2,“下一印白文:只露后半‘世家’二字”。

  對照墨跡本,符合描述(圖6):

圖6,《功甫帖》右下半印圖6,《功甫帖》右下半印

  3,“后中間一。杭t文,淡,只露前半二字,上似‘(見下圖)’,所露極眇,竟不知是何字”。

配圖配圖

  對應下圖之半。喊胗∩喜啃螤畲_與翁方綱描述的橫折彎形相符,頭上一點,很可能在重裱時靠近邊緣被裁去。下面半字,實在無法辨認。最近有研究者通過計算機移位拼合,發現這半方印與右上半印很可能同屬一方印,并且得出印文是“圖籍”二字的猜想,我以為不應該是“圖籍”二字,至少是“XX圖籍”四字。但既然難辨就不要急著下結論。既然都是猜測,《新證》作者也不必將翁方綱是否讀出“圖籍”二字,作為翁氏所看墨跡本是否這一件的依據。

  這方半印也與翁方綱的描述相符(圖7):

圖7,《功甫帖》后中間半印圖7,《功甫帖》后中間半印

  4,“ 后下角一印,白文,似極大之印,只露右上一角,似‘義’字。此四印是舊印也”。

  對應下圖:左下角翁方綱甚至讀出了“義”字,正好與百多年后的發現相合。經朱紹良先生發現、趙華先生考證,這是南宋傅清叔“義陽世家”半印的一部分!缎伦C》作者認為墨跡本露出“義”字上半部分不符合翁方綱“極大之印”的描述,不知道作者看來“極大之印”是何標準?

  對照圖片完全符合翁方綱的描述與猜測(圖8):

圖8,《功甫帖》后下半印,以及與“義陽世家”半印的對比圖8,《功甫帖》后下半印,以及與“義陽世家”半印的對比

  5,“余則張镠二字白文印、安儀周家珍藏六字紅文長方印、梁清標印四字白文方印,蕉林秘玩四字紅文方印、子京二字紅文葫蘆印、項叔子三字白文方印、檇李項氏士家寶玩八字紅文長印”。

  所對應的是:張镠、安儀周家珍藏兩印在本幅,項元汴三印在另紙。唯梁清標兩印不見。

  以上對照翁方綱手稿發現,除了不見了的兩方梁清標藏印,其余收藏印章與翁方綱的描述高度相符。

  而《新證》作者指出:“翁氏所記‘前后半鈐四印’者,其篆文書寫筆畫形態、文字內容及印章規模大小等特征與所見蘇富比墨跡本差異甚多”。這樣的結論是有背事實的。

  三,對照安素軒刻本,墨跡本上多出了左邊中下兩個半印,以及“張镠”印!缎伦C》作者無理地指其為“妄加或偽造”。

圖9,墨跡本上的三方印章石刻本上完全沒有圖9,墨跡本上的三方印章石刻本上完全沒有

  墨跡本左邊三方古印,安素軒刻本所沒有(圖9),但這幾方印,安儀周看見了,翁方綱也看見了,如果按照《新證》作者的論斷:墨跡本是根據安素軒刻本雙鉤廓填而來,如何無中生有跑出這三方印章?顯然“從石刻本中雙鉤”的邏輯不能成立。

  《新證》的作者在前一篇論文中寫下了下面這段文字:“墨跡本中,除徐漢卿收藏章為其自鈐外,包括上析‘安儀周家珍藏’印,以及‘世家’半印、三枚張镠、江德量諸印的出現,其手法與情形,當與《劉錫敕》偽本中出現的安岐‘無恙’印、江德量用印之性質無異,應同屬妄加或偽造,此乃作偽者慣用伎倆”。也就是《新證》作者將多出古印指為“妄加或偽造”。

  再來看《新證》作者又舉例,“如《安素軒石刻》中所刻宋呂大防《行書示問帖》中項元汴與江德量等五印皆棄而不刻;宋米芾《道祖帖》,原跡本幅鈐有古代鑒藏印七枚,石刻中僅錄四枚;另如趙孟俯《小楷道德經》中項元汴用印、米芾《章侯茂異帖》中‘江恂私印’及數枚舊殘;黃庭堅《行書君宜帖》中‘安儀周家珍藏’‘吳廷’‘王延世印’等印記,皆加以選擇甚至棄而無刻。因此,法帖中的鑒藏印記信息,一般只可作文獻參考數據!栋菜剀幨獭分邪册f藏蘇軾《功甫帖》無收原作母本中項元汴、梁清標、張镠鑒藏印記及另兩枚舊殘印,其情形亦作如是觀”。在這一段《新證》作者標題是:“《安素軒石刻》入錄鑒藏印有選擇性”。

  為什么面對同樣的證據,作者可以這樣給出相反的結論?一個說是“妄加或偽造”,另外的則是刻工“錄入鑒藏印有選擇性”?

  為什么“妄加與偽造”的幾方古印會與安岐著錄、翁方綱文稿的描述相符?甚至翁方綱猜測的“義”字,與一百多年后發現的“義陽世家”南宋印對上。作者顯然無法自圓其說,而且自相矛盾。難道作者的學術規范面對相同的證據可以如此“為我所用”?又或者是作者悄悄地否定自己原來“妄加或偽造”的結論?

  四,《新證》作者又一結論是,安素軒石刻《功甫帖》的母本毀于太平天國戰火。所以安素軒刻本是最接近蘇軾真跡的標準。

  首先梳理一下作者的邏輯思路:

  1,前提:作者在前一篇論文《從法帖中雙鉤》明確寫道:“《安素軒石刻》共收蘇軾書作六件,其中有兩件張伯英指出為偽,其余《功甫帖》、《楷書祭黃幾道文》、《與德孺運使書》及《與質翁朝散書》等四件皆真,歷來不持異議,除《功甫帖》不見傳世外,另外三件現分別珍藏于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等處”。前提很清楚,安素軒石刻本《功甫帖》的母本是真跡無疑。所以不存在書法風格、筆法不類蘇軾的問題。

  2,接著《新證》論述,因為鮑淑芳的刻工黨錫齡,翁方綱曾經贊揚他“刻拙書能肖,相去無幾”,“具有忠實于原作的客觀精神”,所以他的刻帖在原跡不存的時候,可以作為最接近于原跡的標準。

  3,然后《新證》論述:“鮑淑芳是安岐舊藏蘇軾《功甫帖》的最后一位藏家,鮑家所藏過半古代法書名畫或已于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農民軍攻克揚州時遭到損毀,在原作無存的情況下,《安素軒石刻》中《功甫帖》是最接近于該作原貌的法帖。而蘇富比墨跡本是否真跡,必須與鮑刻本相比較”。

  這就是作者的三段論邏輯推理,為了將刻本作為標準,不惜將墨跡本與刻本的證據地位顛倒。這在鑒定史上算是一個創舉。

  再請問作者有什么依據證明《功甫帖》的原跡毀于太平天國的兵火?為什么作者例舉的15件經安素軒收藏,現今分藏于各大博物館的原跡都還存世?為什么唯獨《功甫帖》毀于兵火?按照作者的邏輯,為何不指出這些分藏于各大博物館的墨跡本也是“自法帖中雙鉤”而來?

  作者得出這個大膽的結論卻沒有提供任何依據,是否有違學術論文的基本要求?

  既然《安素軒石刻》中的《功甫帖》是最接近于該作原貌的法帖,那么為什么其上沒有翁方綱描述的那幾方古?反倒墨跡本上被作者稱為“妄加與偽造”的幾方古印,與翁方綱手稿的描述相合?《新證(上)》的證據,不正好推翻《新證(下)》的結論嗎?

  五,《從法帖中雙鉤》、《新證(上、下)》寫了幾萬言,但關鍵邏輯不成立,而無關真偽判定的材料羅列了許多,包括“鮑淑芳與他的刻工”生平史料寫了近萬言。但真正得出與真偽相關的結論,卻完全沒有證據支持。

  其中還有一些結論,毫無證據支持,皆與基本學術規范相去甚遠,我不一一列舉,只舉二例。

  作者為了提升石刻本作為鑒定標準地位,不惜用石刻本來比對現存上博與故宮的其他米芾、蘇軾原跡,以證明刻工“纖毫畢現”的水平。其實明眼人可以看出石刻本處處將原跡走樣(圖10)。

圖10,故宮藏蘇軾墨跡本與《安素軒石刻》對照,說明刻本與墨跡本相去甚遠圖10,故宮藏蘇軾墨跡本與《安素軒石刻》對照,說明刻本與墨跡本相去甚遠

  比如《新證》作者認定《功甫帖》是“晚晴坊間采用流水作業,分工合作的生產品”。不知證據在哪里?若是流水作業,作者至少應該拿出兩件以上的墨跡本,卻為何沒有提供一點證據?難道這就是博物館的學術傳統?實在令人不解。

  做學問的基本要求,除了邏輯一個都不可以錯誤以外,有幾分證據只能說幾分話。每一個結論必須提供有效證據,每一個推理必須邏輯嚴密,如果尚無證據支持推演,就該老老實實地寫是“猜想”。若無實實在在的證據推翻前人結論,就應該尊重前人的結論。

  我始終不認為博物館專家不可以對社會上的文物提出自己的鑒定意見,也不認為前人的結論是不可質疑的。存疑可以,若要證偽,唯一的要求是:證據充分,邏輯嚴密。但觀現今所有證偽《功甫帖》墨跡的論文,很遺憾的是,沒有看到一條證據可以做實。

  這樣的論文可以讓一般不讀論文的民眾相信,只要稍稍有些邏輯思維、有些學術素養的人,都能指出其學術的荒謬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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